1959年那会儿，末代皇上溥仪被五妹金韫馨和她老公万嘉熙从抚顺那个管战犯的地方接到了北京。算起来，溥仪在抚顺被关改造已经整整十年了。想当年，他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任皇上，从亡国的君主变成战犯，再经过改造，最后成了新中国的老百姓。这一路走来，真是挺不容易的。

十年前，溥仪从苏联被送回国时，他压根儿没想过自己还能重获自由。那时候的他，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一会儿怕给处决了，一会儿又担心得在战犯管理所待到终老。因此，他刚开始特别抗拒改造，但后来在大家的耐心开导下，他慢慢开始主动认错，真心觉得自己错了。就这样，他最终得到了大赦，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极力抗拒改造】

1945年8月时候，日本眼看打不下去了，溥仪也赶紧琢磨起逃跑计划，打算跑到日本去躲躲。但没想到，半道上就被苏军给逮住了。溥仪心里头清楚，自己在抗战那会儿干的坏事太多，罪大恶极，所以就求着苏军，说想留在苏联，这样或许能保住一条命。

1950年7月30号那天，溥仪最终被送回了中国。在这之前，他还试着跟人说想留在苏联，可人家没答应。在火车上被押送回国的那会儿，溥仪心里七上八下的，脾气也变得很差，他特别怕一到中国就被算账，小命不保。等火车到了长春，这个他以前最熟的地方，他更是觉得没指望了，心里琢磨着说不定会在这儿直接审判他呢。

为了安抚好溥仪他们，周总理说先安排一次在东北跟溥仪聊聊，好让他不那么慌张，这事交给高岗去办。所以，押送溥仪这些战犯的火车就在沈阳先停了下来。为了让聊天更顺畅，会议室弄得挺简洁。但就算这样，溥仪还是心里打鼓，腿都软了，坐下来手还是一个劲儿地抖，心里琢磨着自己这是不是进了法庭，马上就要被枪毙了呢。

但溥仪很快意识到，这里并非真正的法庭，更像是一次交谈。高岗对他挺客气，关心地问了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在苏联被关的日子，还劝他和同伴们大胆说出自己做过的错事，揭露日本军队的侵略行为。接着，就让他们上了车，一路押送到了抚顺。

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心里还是认定自己活不长了，对改造很抵触。他这批人脑子里封建思想太深，硬得像石头，对自己的过错打死也不认。特别是溥仪，他说自己是被日本人从天津强行带到伪满洲国当皇帝的，手里一点实权都没有，纯粹是个倒霉的“好心人”。他还让手下人统一说法，都说他是在日本人的逼迫下才当的伪满皇帝，想以此来减轻自己的罪过。

那时候，改造溥仪可真是个棘手活儿，以前从没搞过，毕竟谁也没改造过封建皇帝啊。抚顺战犯管理所只能是边干边看，在实践中一点点尝试。他们先是去深入了解溥仪的过去，接着分析他的想法，一边给他做心理开导，一边再专门制定改造计划。

得让他们明白日本人的侵略真面目，知道自己跟日本人狼狈为奸都做了啥坏事。可溥仪这家伙，死活不愿意认账。管教的人就盯上了溥仪的侄子毓喦和毓嶦，他俩年轻嘛，新思想容易接受，就想办法让他们站出来揭发溥仪。这么一来，溥仪没办法，只好吐露了一些罪行。但说实话，那时候他心里头压根儿没真正认错，纯粹是被逼的。

【逐步认清自己的罪行】

起初，溥仪跟他的岳父荣源、弟弟溥杰、侄子毓喦和毓嶦，还有太监李国雄他们一块住在监室里。日常起居都是李国雄他们负责，给溥仪穿衣、送饭，什么都顺着他，还一口一个“皇上”地叫着。这样下去哪行，对溥仪的改造可没好处。

接下来，他们把溥仪的其他亲戚都调到了别的房间，只留李国雄陪他一个月，目的是教溥仪怎么照顾自己。等李国雄教会他了，也被调走了，留下溥仪一个人生活。刚开始，溥仪出了不少洋相，不过两个多月后，他基本上能自己打理日常生活了，这算是他改变的第一步。

接下来，咱们得对管理所里的所有战犯都进行彻底的证据收集。那时候，管理所里不光有伪满战犯，还有日本战犯呢。说到底，伪满战犯的罪行好多都是日本战犯指使的，所以只要日本战犯肯认罪，伪满战犯那边就好办多了。同时，咱们也得鼓励伪满战犯去揭发日本战犯，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相互牵扯，谁也跑不了，最后自然就都认罪了。

而且，周总理还想出了“认罪悔过教育”的办法，让战犯们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这一招还真管用，溥仪也吐露了许多自己的犯罪细节，并且坦白说，之前不肯认罪就是心里害怕死刑。

在要求溥仪承认罪行的时候，战犯管理所也挺人性化，没亏待他们的吃喝。就算在物资紧缺那会儿，也保证溥仪能吃上大米白面。他们种的菜、养的鸡，也都留着他们自己吃。而管理所的干部呢，自己的口粮都减少了，这种差别对待也让溥仪心里有了触动。

另外，他们还特意邀请了溥仪的七叔载涛，以及他的两个妹妹，让他们赶紧来抚顺战犯管理所探望溥仪。目的是想让他们跟溥仪讲讲现在的形势，还带着溥仪到社会上走走看看，好让他们亲自体会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十年里，经过不断的改造，溥仪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心里头感到悔恨，最终他也因此得到了特赦。

【《我的前半生》的诞生】

在战犯管理的地方，他们搞了个特别的“认错教育”。主要就是让战犯们写自己的认错材料，而且都得起名叫《我的前半辈子》。这么做就是想让他们跟过去划清界限。像溥仪一开始就不太乐意写，毕竟他一直说自己“没实权”，想避开和日本人的那些事儿不谈。

改造越来越深入，溥仪也逐渐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最后他写了本20万字的书，名叫《我的前半辈子》。战犯管理所把这本书印出来，给法律界和历史界的人看，还给了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因为这书的封面是灰色的，所以大家都叫它“灰皮书”。

溥仪出狱后，天天跟李文达在一块儿，他讲故事，李文达负责写下来。李文达在写书那会儿，可没少下功夫，把跟溥仪有关的那些历史人物和事儿都翻了个底朝天，还特意跑到东北去实地考察，搜罗了一大堆资料。改《我的前半生》那会儿，溥仪也在反思自己，思想上有不少进步，他还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新风貌，这些在以前的老社会里，是想都不敢想的。

1964年3月份，经过修订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终于面世了。

【特赦后的生活】

1959年12月4号那天，溥仪终于得到了特赦。他妹妹隔天就把他接回了家，他一回去就直奔民政局去办户口。那时候，户口本上得填29项内容呢，负责给溥仪办户口的吴静深，非常认真地问了溥仪好多问题，把他的信息都问了个遍。

这里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住址和学历这两块。先说住址吧，溥仪小时候一直住在紫禁城里，这地方现在肯定不能写上去，没办法，只能先写上他妹妹家的地址。再来说学历，溥仪从小接受的都是皇家的教育，压根就没上过学，但他的知识水平其实并不差。那时候，他只能填个私塾毕业。到了1964年，他重新办户口时，学历那一栏又改成了初中。一开始他还想填高中的，但后来又给划掉了。

可能吴静深心里有点慌，毕竟他没办过这种户口的事儿，再加上他学问不高，结果在给溥仪填户口时写错了俩字。一个是把私塾的“塾”给写成了“书”，另一个是把无业的“业”写成了“叶”。

后来，溥仪先到妹妹那儿住了小半个月，接着被安顿到一家旅馆。他在中科院植物园找到了活干，主要是浇水、打扫卫生。没过多久，他又被派去照看温室和培育温室里的植物，全靠自己双手赚生活费。

1961年的时候，溥仪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开始新工作。到了晚年，溥仪希望能有个人陪在身边，后来通过别人介绍，他认识了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两人结了婚。婚后，他们搬到了西城区福绥境东观音寺甲22号住。溥仪对李淑贤特别好，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有一次还特意冒着雨去接李淑贤下班。

1967年3月往后，溥仪老是住院，身体情况越来越差。到了那一年的10月17日，他因为尿毒症走了，李淑贤把他葬在了清西陵边上的华龙皇家陵园，他这一辈子就这么结束了。

从清朝最后一个皇上变成战犯，再从战犯转变为新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溥仪这十年走得不容易。他的转变过程，就像是新中国改造战犯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事儿不光是个新尝试，还是无产阶级改变社会的一个好榜样。它告诉我们，改造战犯不是简单地把他们除掉，而是要让他们真心认识到自己犯的错，想想战争有多残酷，最后还要让他们站出来反对战争。